陈文胜：从城市望向村庄，寻找振兴的进路
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中一个耀眼的词汇。在城乡日益融合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探寻，如何振兴那些等待着改变的村庄，什么是加快乡村振兴的密码？产业、生态、乡风、治理、富裕，这些关键词，如何融汇于一个个村庄，加速他们的蝶变？
对于城市与乡村的砥砺磨合间如何照见大国村庄的前行方向，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进行了解读。
问：您认为，哪些力量在影响着乡土中国的变迁？
答：乡土社会的变迁，就像铜板的另一面，也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另一种结果。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随着大机器生产、社会分工等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出现，作为社会组织存在形态较早的村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除了工业化的冲击这种决定性的力量，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的变迁，以及科技的进步，都在影响着中国的村庄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种变局，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治理的改变，二是地缘、血缘解体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之变，三是价值观念之变。
问：随着时代的发展，从过去的农业社会到而今的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变迁，是否会改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答：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样的人地关系，无论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
区别在于，原来的土地财富根植于农业，而现在的土地财富则根植于工商业。换句话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来源。
因此，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发动机。作为人口大国，耕地红线必须毫不动摇，但是对于非农用地，则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下，让农村土地改革的红利更多优先乡村和农民，确保农民增收。
这样，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会一如既往地紧密。
问：这样的人地关系的变迁，可以理解为城乡关系的互动吗？就像您曾在著作《大国乡村的进路》中提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并提出，乡村振兴，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可以请您详细谈谈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关系吗？
答：城乡的互动，一开始是单向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强势地进入农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城市与农村从分离最终会走向融合。
从城育于乡，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这是城市与农村的三个辩证发展阶段。城市中国的时代里，土地增值的财富和劳动价值的增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十九大提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中国的城乡关系又一次发生飞跃。
而乡村振兴，正是在此背景下，回应村庄演进的时代要求和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问：您在书中提到，文化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可否请您具体谈一谈？例如，曾在过去大放异彩的乡村书院文化，是否也是其中的一环呢？
答：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的书院价值已经发生改变，曾经的书院可以培养出秀才、举人等乡村治理的人才，这些乡贤可以对村庄社会的秩序进行有效控制，是传统村庄治理的重要内容。
现代乡村的社会治理秩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需要的是法治，是民主自治。而书院不与现代教育结合，就不再具有价值。
我们说的文化，主要是指被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共同习得的思想、观念、规范和习俗的总称。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村庄是乡土文化的载体。
村庄的文化景观、民俗传统、价值观念，这三个断面，可以用来考察乡土文化的演进概貌和态势。
问：这些传统的乡土文化，是否需要扬弃呢？例如传承至今的婚丧礼仪， 在政府移风易俗的要求下，甚至规定了规模人数，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我们对自己传统的民俗文化要有敬畏之心，要顺应乡土文化的演进规律，传承村庄的乡土本色，彰显乡村的中国风格，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不仅让城市“使生活更美好”，而且使乡村“留得住乡愁”。
当然，这样的文化不包括一些低俗的不良风气和消极思想，攀比、摆场面等歪风邪气还是应该遏制。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随着“空心村”不断增多，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严重缺失，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困境，一些低俗的不良风气和消极思想乘虚而入，恶化了村风民俗。
村庄社会道德建设必然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问：您在书中提出了新时代的“美好乡村”的模样，您认为，在这个“美好乡村”的畅想中，什么是居于第一位的？
答：以人为本，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乡村振兴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因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承载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还是乡村振兴效果的衡量者。农民没有积极性，乡村就必然难以振兴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在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而且是乡村振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所决定。
返回列表